传统“仁义道德”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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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道德”在中国大地上，正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起源于汉武帝之时。 传统文化，目前成了时髦的名词，翻开报刊杂志，无不到处显示它们耀眼的“光辉”。传统文化，太笼统了，“文化”内涵太大了。它将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工艺美术、生产技能、仕农工兵学商林牧副渔（还包括所能涉及到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金融、经济实体的企事业单位、白领、蓝领以及百工、五行八作的各行各业等等）、世风民俗习惯等等的方方面面。而这方方面面都会有各自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并且毫不例外的都会追溯到什么各个“自身”具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但是，上述的一切，又都必须受制于“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同样是一个硕大的“领域”，它也必定涉及到上述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文化理论”之中，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统帅”我们的一切。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的这一作用，然而它无时无刻、潜移默化地，都在不断地制约约束着你的一切行为。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问题或者哲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吧。如果能够舍弃“哲学”问题或者哲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来看这些的“文化”传承。那么这些的“文化”传承、发展、再传承，却主要来自社会内的民众各自的自身。虽然在某一国家内的某一时段，统治者的执政影响着“文化”的进展的速度和具体某些“文化”的内容。然而绝大多数的“文化”，却是民众自身发展而前进或积淀而成的。显而易见，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轻率的做出“议论”或“论述”，也许会铸成顾此失彼，或者南辕北辙，或者词不达意，从而陷入自我“设置”的困境之中。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把“哲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排斥”在外。 某一国家的哲学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与否，或者承认与否，它都必定是该国家统治者的治国之法宝。这倒不能因为统治者的自身不承认、或者是冠以什么样的词语、或者怎么样去圆说，而去相信他的华丽、动听、美妙的言辞，这却要用他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再来检验他！长期以来的中国人，落后吃亏了这么多年，问题就出在这里（统治者对有识之士的箴言，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虽然我们经历过短暂的几十年的“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斗和不断努力，然而对于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独裁的顽固习惯势力，那是看不到什么“根本改变”的效果的。一旦有其机会（它的本性也会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它就会或者还正在，不断变本加厉地更新而力图借尸还魂、死灰复燃，进而企图卷土重来。何况人们还没有自我意识到什么是封建专制独裁的顽固习惯势力，这就更增加了认识封建专制独裁的顽固习惯势力本身的复杂性。在中国，封建专制独裁的顽固习惯势力是依靠所谓传统的“仁义道德”的说教而得以实现的，故此，我们必须直面面对中国特有的“仁义道德”问题。 在中国目前现实的生活环境之中，一提到传统文化，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要说的、要想的、要表示的是：“仁义道德”或者是“仁义礼智信”的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框架”下，具体显现出来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恕、节、德、道、中庸……”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去细化，从而也就会涉及到有关的方方面面。然而，归根到底还是“仁义道德”，这才是目前大家所意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有多久呢？屈指可数，只有两千余年。在中国大地之上，它正式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起源于汉武帝之时。（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只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它是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国家的“五常”而认定下来的。）汉武帝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巩固和强化他的封建专制独裁的政权，通过自己的权势而实现的。何止如此而已，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当汉武帝认定这样的“意识形态”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历史”已经几乎是全部的重新改写（当然也有其必然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残酷的“焚书坑儒”的历史灾难）！这一严峻而残酷的事实，祸害了多少读书人和广大的民众！可惜而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智者”在这个严峻的事实面前都麻木了，置自身的几十年来的“革命理论”而不顾（这也说明我们“理论”的某些问题上面还比较“脆弱”），反而还在下意识地为其摇旗呐喊，生怕丢掉了封建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社会进展到历史的今天，真不知这些人还在想的是什么？真的，“仁义礼智信”就是我们的传统吗？仔细认真思考、研究、考核、审查起来，发现这其中却问题多多。并且，这也与中国自身的远古历史进程的足迹，也不太吻合，甚至是相互违背的。个人虽然无学无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所谓的才疏学浅之徒，但就其自我的认识，分别就几个方面来谈谈“看法”，罗列于下，望其识者诸君不吝赐教。 一、我们目前所认识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初步探讨 “仁义礼智信”为之五常，其中的“信”可以先把它去掉。因为“信”者，诚信也，说话算数，说到做到。谁都知道，怎样理解，怎样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就是三岁小孩子，都能够知道要诚于他所认为的“信”。所以这里不把“信”混在其中，只看“仁义礼智”。对于“仁义礼智”的历史事件，也许大家都能够知道或者似是而非地知道。（或许知道某些片面的史实，或许有所耳闻地知道其某些局部的所谓“典故”，如此而已。） 在“仁义礼智”这四个字中，最早作为“意识形态”的面貌出现而有案可查的，应该是“礼”字（不包括《尚书》中的“文字”，因为那已是汉武帝以后修改过的《尚书》，已经“失真”了）。这是因为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5年）管仲辅助齐桓公之时，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张。这是在春秋中期，其中只有“礼”和“义”。虽然如此，显然这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次把“礼”作为意识形态而正式提出来的。（孔子的所谓的周公重“礼”、用“礼”、沿袭殷商之“礼”的杜撰，没有丝毫证据。这是孔子自己的“托古”之词，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正处于“人微言轻”之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如果，孔子当时“照直”说出：“礼”是起源于管子，那么他的命运将必定会更加凄惨。然而，孔子的“礼”的确只能来源于管子。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案可查而公开在治国方略中提出“礼”字的第一人，只是春秋中的管子。）但是，当时的各国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管仲只能依赖在齐桓公的“保护”之下，才能展开他的“才能”。他才只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齐国）和有限的时间（齐桓公在位期间）内，发挥它的“效能”。齐桓公一死，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当时的各国的当局都没有传承他的“礼义廉耻”的意识形态，相反却对他的辅助齐桓公“称霸”一事纷纷效仿，而乐此不疲也。 离开“礼义廉耻”提出之后一百多年的孔子，在春秋末年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主张（显然，这只能、或只有他来源于管子或管子当时和以后百多年社会中、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思潮而已）。这同样使当时的各国不能接受。显然，可以看到春秋当时“周天下”的意识形态与这是格格不入的。然而，这却道出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从孔子起，把“仁”字提到显赫的“地位”上来了。后人整理出来的孔子的言论集《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显然，“孝弟”是作为“仁”的第一要义，是仁的根本所在，甚至可以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以孔子的“笃于亲”而“兴于仁”，就是他必定论述的内容。故而，后来的孟子，直接解释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又说：“亲亲，仁也。”（《告子下》）孟子以“事亲”为事之大者，为事之本，这个解释是中肯的，是恰如其分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对待社会内的一切事务，不必“就事论事”，当然也不会“实事求是”；只需要统治者的“感情用事”、“亲亲”，即可处理社会内的一切大小事务，“仁者爱人”嘛。所以，这就必然导致：“以统治者的一人之是非作为是非标准”，就是天经地义之不变准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以统治者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而得到“妥善”解决。于是乎，这还能够有“是非曲直”，还能够分明“黑白”吗？显而易见，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晚年的“游说”，只能是处处碰壁，而无人再敢启用他。（谁敢如此大逆不道？与当时周天下的意识形态唱反调，当然不能用他。） 又经过一百多年以后的战国中后期的孟子，利用诡辩的“方法”强词夺理而总结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同样不被战国当时的各国接受。这同样使他的“游说”不能成功，因为从春秋到战国的时间内，“周天下”的原有的意识形态没有变更。显然，我们是在这里论述问题的根本，当从全盘考虑，而不会去考虑他们所谓的只言片语似的“警句”、“佳句”、“格言”的什么作用。 当秦始皇利用政治手腕统一全国后，推崇韩非“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治国之道。（公元前213年）儒徒李斯紧跟其后，借故而要明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攻击朝政；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统一专政，建议焚烧除去秦国历史记载以外的其他史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原商鞅在秦国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政策扩大到全国。次年，将460多名儒生活埋于咸阳，并通告天下以警后世。这样的两件事，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看不到儒学的“仁义道德”会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丝毫影子。） 取代秦王朝的是西汉，大家都知道，西汉初年是讨厌“仁义礼智”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的，是不用它们的。所以，把“仁义礼智”搬上政治舞台的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因为他看中了“以自己的一人之是非作为是非标准”，成为自己天子金口玉言而不变的原则，岂不是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王权。于是乎，他是凭借自己的权势而获得成功的：在这样的框架之下，通过长期不少的儒家子弟的不断努力，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仁义道德”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并且在中国大地之上千秋永固绵延而直到现在！ 正是“以统治者的一人之是非作为是非标准，就是天经地义之不变准则”的这一标准，历来的帝王都心领神会地维护这一不变准则，并成其为他们信奉不变的“传统”而毫不犹豫地加以继承，进而“发扬光大”。对其“发明人”不断加官进爵直至封王，并且统治者自身还无不虔诚之至而加以顶礼膜拜，进而诚惶诚恐，！以便享受我中华民族万代祭祀的香火。这才造就“儒徒”们的有恃无恐，铺天盖地儒家、儒教、儒学（还包括儒士、儒商、儒将……）的“仁义道德”的满天飞舞。然而，当世界进入到人类今天的实际状态的时候，它却铸就而埋下了我们时下“落后”的深层次的唯一原因。 二、出土金文中的“仁、德、天子、圣人”的大概情况 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么，我们也就必须面对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以前的西周和殷商时期。那时候给我们留下来了不少的“实物”，这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文人墨客（在这些先辈之中，有很多造诣很深的人。他们只能知道他们当时所能够知道的东西，不能得见真实而实在的我们祖宗的遗物。如果现在，他们泉下有知，当会感到无比遗憾，而已、而已）是不能想象的。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出土文物，又有了更新更大的突破，我这里只侧重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金文”。“金文”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写照，凡是官方不能认可的意识形态是不能进入“金文”的行列之中的。“金文”不同于战国时期出土的竹简上面的文字。战国时期竹简上面的文字，是当时社会内所发展而出现的“成果”。这与时下所发展而来的“网上文章”一样，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和禁锢，“自由自在”，什么样的观点和认识都是会有的。故此，战国期间出土的竹简上面的文字，只能代表当事人他个人的认识和观点，或者代表某些人（或部分人）的认识和观点，然而它是不能代替当时社会和官方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自立为王的“中山国”（公元前300年略前，正是孟子推行儒学高峰时期）。立国时间很短，立国不久就被赵国把它消灭而亡。然而，就在它这样短的时间内，却留下了一鼎一壶上面的“金文”。而这个一鼎一壶上面的“金文”与儒学“仁义礼智”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和观点是吻合的。但是，除去“中山国”这个特例以外，再也找不到有“仁”字出现的青铜器。在这个时间乃至以前出土的所有“金文”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特别是这个“仁”字，表现尤为突出。因为我们除了只看到“中山王鼎”上面有“亡不率仁”之唯一的一例以外，在其他的金文的范围内，再也没有“仁”的踪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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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殷商、西周和东周期间内，在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没有对“仁”字的认可，所以，在这期间出土的金文之中，对“义礼智”等字的意思，也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了。另外涉及到“智”时，则莫过于其基本调子是否定的。 基于这些问题的不可理解，不得不使我们注意到传承在我们身边的《老子》一书！因为《老子》一书中就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19章）。显而易见，我们基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也就不能知道《老子》文章的本来意思。何况，这中间的“绝圣弃智”，还有错误。因为从《老子》全文来看，“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38章），与其“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65章）是“配对”而论述的。所以，这里应该订正为“绝礼弃智”。于是乎，在《老子》的文章中对“仁义礼智”已经是在无情地鞭打它们！我们为什么不认真地去对待和研究呢？ 在殷商和西周的出土的金文之中，我们还发现从“得”到“德”的变更的史实。殷商的时候，无论是甲骨文和金文之中都没有“德”字。也就是说，殷商时期还没有“德”这个概念。当时殷商时期的人，还只知道“得”对于“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民众他们的“得”，必须有政权的保证、保障，才有可能实现民众他们的“民得”。这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建立政权的人们的起码的基础知识。那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矢志不移地坚持到底。）于是，“得”与“德”字，也是经纬分明而醒目的。可是，当中上层的官员们来追逐“得”的时候，那么就是腐败堕落之顽疾，已经病入膏肓了。“得”在殷商末期有九例在金文之中（这说明社会的上层腐败猖獗），然而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的百年内“得”字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德”字的出现。直到西周中期在金文内才又看到“得”字的复出，这时候已经是社会风气开始腐败了。但是，整个西周时期“德”字却没有任意滥用过。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严谨：这个严谨，表现在西周王朝的统治时间内。看不到一例活着的统治者，自称有德，或其下属对他恭维而颂其德。只有统治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了棺，才能“定论”，后人才能颂其德。不难知道，正因为有了对《德》的规定，在西周建国后的初期百年内，我们就只能看到：西周出土的金文之中，“得”字就绝迹了，起而代之的就是“德”。当“得”字复出之时，也就是世风日下之盛势的“开始”。 在西周的金文之中还知道了“天子”的出现和发展乃至定格。“天子”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之中，如《荣作周公簋》的铭文是：“朕臣天子用典王令”。显然，那个时候，“天子”只是恭维的词语。王也可对诸侯，或诸侯也可对王尊称“天子”，只不过在西周早期时候各诸侯对王的恭维多了一点。但是，到了周穆王时期，就定格为王的专用称呼了。所以，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之中，“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代称，严格的来说，只起源于西周周穆王之时，离现在也还不到3000年。于是乎，那些把我们远古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说成是“天子”，就与历史史实不符。 在西周的金文之中还知道了“圣人”的出现和进展。“圣人”出现，就更要晚于“天子”。“圣”字单独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只是褒义和赞美的意思。“圣”与“人”连用，只发生在西周的中后期。西周中期的《师望鼎》铭文：“王用弗忘圣人之后”。显然，这是王的语言，是王对自己的“有功”之臣的“先辈”的尊称而已。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的《逨鼎》之中，也有周宣王对单逨的先辈称呼为“圣人”的例子。所以说，西周的时候，“圣人”只是尊称而已，不应该神秘化，不应该神秘兮兮而认为不可冒犯。恰恰我们身边的《老子》一书，正是教育统治者、教育“圣人”的教科书，教育统治者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是“圣人”（比较好的统治者）！ 从上述的“仁”、“德”、“天子”、“圣人”的真实概况，当然可以知道：西汉以后整理修订的《书》，乃至于司马迁的《史记》的不实之词就太多了。显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历史”往往都是胜利者的“历史”。所谓的当时的孔子的春秋笔法，也不为过。后人还可以根据自己当时的“要求”，又可以重新整理修订一番。这不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 三、殷商和西周的“义”、“仁”、“德”、“道”的起始之探讨 “仁义道德”的习惯说法，只是汉文化以后才开始兴起的说法。“仁义道德”已经流传了这么“长远”，基本上成为了大家的口头禅。都习惯了，很少去注意它们的起源问题，和它们开始形成的当时具有什么样的真实意义。根据个人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把它罗列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 “义”字出现最早，在殷商甲骨文之中，就已经有“义”字了。然而，当我们的专家去认识甲骨文内的“义”字的时候，却只能知道：“义”字有三个意思。一是“地名”，而是“人名”，三不知是什么意思。虽然“义”字的写法上有很大的区别，但都基本上是分上下结构的两个部分。并且上半部分几乎不是从“羊”，就是从“我”；而另一半就有“很大”的区别。 当“义”字进入到西周的时候，以“义”为“宜”者七见；以“义”为“仪”者也是七见；以“义”为“义”十九见。而这十九件青铜器上的“义”是：司义夷场一见，郑义伯二见，郑义羌父一见，义公一见，义友一见，义妣一见，义丐妣一见，白义一见，义白一见，义仲一见，永命义孙子一见，义母一见，仲义父四见，中义一见，子义爵（殷商晚期）一见。（见《金文引得》）显然，那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什么“正义”的“义”、“义举”的“义”、“情谊”或“情义”的“义”。当然，那时候也看不到“意义”或“意思”的“义”，比如根本没有什么“字义”和“定义”。 当进入到战国时候，墨翟所“写”的“义”字，还是上“羊”下“弗”的结构。 另外，虽然有所谓的儒学理念的观点，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乃至展开。但是，严格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金文文字，也仅限于以“义”为“宜”和以“义”为“仪”的范围。当然还有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比如“义父”、“义弟”之类的称号。显然，管子在春秋中期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口号，是管子怀有个人的目的，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不相容的。所以管子是第一人，是他敢于把“礼”和“义”作为政治口号提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吧，后人才敢于效法他的“作为”：争做周天下的霸主！并且，还成为后世“权臣”、“枭雄”内乱的“典范”。 其实，在殷商社会的现实之中，什么“正义”的“义”、“义举”的“义”、“情谊”或“情义”的“义”等等，早就有了。只不过是当时的人们对“正义”的“义”、“义举”的“义”、“情谊”或“情义”的“义”等等，还没有好感而已，不能把它“书写”“刻画”出来而混淆视听。因为，“正义”的“义”、“义举”的“义”、“情谊”或“情义”的“义”等等的出现，是为“仁”字而服务的。先必须有“仁”字的意思出现，然后才能有所谓的“正义”的“义”、“义举”的“义”、“情谊”或“情义”的“义”等等而为其服务，才能使“仁”得到发展。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还得认识一下“仁”字。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两字所组成的。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一个“人”字，右边是一个“上”字，所以，“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王）的行为。（西周金文之中，上面短横下面长横，不读“二”字，读“上”字；长短相同的两横，才能读“二”字。所以，四横一样长短的读“四”字；四横的中间是两长横的，上下分别为短横的就读“上下”。显而易见，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仁”字的解释就是十足的儒学观点，离开了“仁”字的本义，是为儒学思想而服务的。）既然是“上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应该会有是否利于“民众”的问题发生。然而，事实上是：即便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通过“智者”的“功能”——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去讨好“上人”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们的表演之后——那么原来“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这时候也就变成了辉煌无比的、甚至十分伟大的“爱人”的“仁”的行为了！对于这样的“仁”，难道不应该斩草除根而让它绝灭吗？由于有这样违背当时社会本身的“歪理邪说”的认识的发生。随着“歪理邪说”的出现和存在，那么，古“义”字的本义也就变成是“上羊下我”，其意思是“‘羊’无条件都应该是‘我’的”，也就是说“‘羊’无条件都必须为‘我’服务或尽义务乃至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身体”！于是乎，一切的一切都必定顺理成章而为“王”服务也！诚然，这都还是不敢公之于众的非主流的“反动”认识，显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否认它们当时的存在。并且，当时大家认识到，“仁”字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为上者”的感情用事，不按照“实事求是”或者不能够“就事论事”。西周末年的《老子》一文总结“仁”有这样的危害：造成亲疏的差别；呈现利害的冲突；酿成贵贱的差距；于是乎就必定形成：是非不分、真假不辨，这就必然导致颠倒黑白的十恶不赦之残酷的长期危害（十恶：亲疏利害贵贱是非真假）。之所以，封建专制独裁的基础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存不衰，就是因为“仁”字诱人的腐蚀性而使统治者把它当成治国的法宝，大加赞扬并为其鸣锣开道！于是，这也必定成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积非成是”的顽疾，当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不治之症。真的是顽疾吗？是不治之症吗？非也！只不过，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实在是太可怕了！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能够、甚至害怕认识它而讳疾忌医；只要能够找到“病根”、认识了它，必将“手到病除”。 历史上的“仁”字就是在这样尴尬的环境中存在着。所以，古公亶父针对当时的“得”风之时，就不得不还要面对“仁”和“义”的危害，提出他的看法，而建立起“德”论的明确观点。（“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这是古公亶父的原文，是《五典》的内容之一；后来成为《老子》38章的内容。）所以，这样一来，在殷商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之中，“仁”字就绝无踪影是很正常而应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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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古公亶父的“德”论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也是我们当时社会中间所具有的，只不过经过古公亶父的“认识”把它发扬光大了。什么是“德”？这也是大家不知道的问题。要说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殷商王朝的历史事件之中去，熟悉一下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从殷商王朝晚期，“上层”社会内“得”风“骤起”，歪风邪气比比皆是，也就是“贪污腐败”之风日甚一日，已经“令不行、禁不止”了。在武乙执政的时候，他认为这种不良的风气的祸根是“贞人集团”所为（因为，当时的“贞人集团”也的确嚣张，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过问，而且是在干预国家大事了）。所以，不得已的武乙还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向“识文断字的人”（当时的“贞人集团”）开了“杀戒”，把“贞人集团”摧毁了，罢了他们的“官”，只留下了极少的“贞人”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取消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大部分的“贞人”都被免职流入社会。但是，这没有涉及到存在问题的根本，所以，得风还是日甚一日。这样就在殷商王朝末年之前，在殷商王朝的金文之中留下了九例崇拜“得”的铭文：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正是商末社会中上层的“官员”，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见司马迁《史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殷商王朝的定时炸弹。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 （这一点，原来是《五典》内容之一，后来收入《老子》的38章之中。）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保障。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但是，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受害犹深。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后来由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的权势认定，才成为贻害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德”的起源，“德”仅仅是古公亶父的自我规范而已，别无他意。正因为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规范，所以这才有统治者的“孤家”、“寡人”之说的产生，乃至发展。于是，《老子》一文的“成其私”（《老子》7章）、“少私寡欲”（《老子》19章）才能是持之有据的。显而易见，“德”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紧箍咒”！把“德”任意的下延或下滑，都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都是掩盖客观事物的真相，是找不出事物的真正成因的。故此，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是以权势的代价而做出的认定的。恰恰这就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它的直接效果是：解放了“皇帝”，砸烂了统治者的“紧箍咒”，颠倒了“乾坤”；一切国家机器的运转都为最高统治者一人而服务也！之所以这里追述“德”的起源问题，当然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所遗忘了的真正历史！古公亶父为了杜绝后继的“君王”转移“德”这个“紧箍咒”对“王”的约束，规定统治者必须做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原来这也是《五典》内容之一，后来收入《老子》的57章之中。）可是，人们早已把这些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们看一看，汉武帝以后的每一位“天子”，哪个不是“金口玉言”？哪个不是独夫民贼而搜刮民脂民膏？君不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为“大家”所兴奋雀跃而变成自己的行为吗？你看他们，哪个不是有为、好动、有事、穷奢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道”。在殷商的甲骨文中没有“道”字。虽然殷商时期已经有车了，并且是用牲口拉的“大车”；但是，却没有“道路”的概念，也没有修路以便大车行走的想法。直到西周中期，人们才开始在重要城市之内“修路”，而承认有了“道”。虽然还仅是“街道”或“准街道”的含义（因为当时的“道”字是“首”在“行”字的正中间）。比如：省道、行道、逨道、单道、眉道、同道、原道、周道、道以东、木道左等等。（见《金文引得》）那么这“道路”的“道”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认识一下“路”字，可惜的是西周金文内没有“路”字。即便是在甲骨文之中也没有“道”和“路”的踪迹。显然我们的认识，把殷商时候的人们的发展社会现实估计过高了。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车”，遗憾的是当时人们还没有意思到，要修条“道”或“路”来当通车的“道路”使用。所以，那时候的纪录就有，“畋猎”和“振旅”之行的前后，“王”都要“询问”，对民众是否造成损害（“往来亡灾”）？因为，王的“畋猎”和操练军队的“振旅”，都是“大”的行动，都是要走车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肯定要损害民众的“田园”。故此，这些行动都必须选择在“秋收”以后（九月或九月以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显然人们还没有“道路”的概念。直到西周中期以后，西周才开始修建当时他们所认定的“道路”！（我们国家重视道路的事情，还应该是春秋中期以后的事情,见《管子》。这才有后来秦始皇的统一车道。）既然有了“道路”，那么就有了在“道路”上行为（走）的“方向”和“规则”（方法），这就是一定的。虽然，这是一个实践问题，然而它已经存在（潜在）了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老子正是在这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迈出了他坚定而扎实的第一步！现代的人们对“道”，太神秘化了。于是就对老子道理的“道”也无限神秘化，致使自己和大家都越来越远不自觉地离开了老子而造成现实的事实。说到老子，大家并不知道他的有关事迹和周宣王与他的关系，我将在下面的问题之中来介绍他老人家。 老子的“道”，就是“道理”，就是公元前12世纪的古公亶父给统治者自己定下的规矩。这个“规矩”就是：统治者必须要“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个道理。这一道理也是承接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现实的做法！为了保证这个道理的实现，也就还得要必须严格约束自己（这就是我们所应该认识的唯一的“德”。所以《老子》的21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这个“规矩”就是统治者自己的天职！就是统治者自己、孤家、寡人的一人之“私”！而且统治者的终身职责就是要“成其私”！就是要“爱民治国”而“成其私”！就是要杜绝“智者”、根除“众人”、消灭“大患”、灭绝“国贼”……就是要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就是老子“一以贯之”的“道”，就是《老子》一书通篇的“道理”，也是人们所能够认识得到的老子的全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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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殷商和西周的某些方面的有关历史史料的钩沉 殷商和西周的真实历史史料，只能从殷商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之中去仔细对照寻找。个人认识有限，仅从下述事实之中看出某些问题来。 “民”，殷商甲骨文中是没有“民”字的，但不能说明当时社会没有最低层的人，只不过是当时没有明确划分而已。西周已经明确提出“临保我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询簋》)深知“民”是国家的根本“……先王受民受疆土”。（《大盂鼎》）并且痛斥那种“亦多虐庶民”（《牧簋》）的行为。 两百多年的西周历史的历程，与殷商的历程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赏罚”。我们所知道的甲骨文的文字中，记录有关商王对他的下属“赏赐”实例寥寥无几，且仅只限于“牛”、“禾”之类的“食物”和少量的“贝朋”而已。然而西周时期仅出土的金文中的“赏赐”就已经是多方面的了，它涉及到：官职（包括某些权力）、器物、贝朋、吉金、人员、夫、马匹、牛、羊、土地……等等。显而易见的是西周的“赏罚”已经起到了原来未曾有过的作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弊病。这个作用穷其根源就是“赏罚”引起的，上升到理论上来认识就是“宠”与“辱”的问题。然而“宠”与“辱”是一个问题，恰恰这个问题暴露了西周“每况愈下”的深层次的原因。《老子》的13章就是揭示这一问题的，也是西周社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福”与“祸”在殷商时期，两者并重；西周建立政权以后，却到处响彻一片“祈福”之声，对于“祸”几乎没有提给到过。如：多福、大福、唯福、永福、武福、福烈、福无疆、福余、礼福自天、大鲁福、顺福、无疆福、能福、厚福、福盟、绥福、鲁福等（见《金文引得》）。这却严肃地说明了，西周建立政权以后，享乐思想、大功告成的惰性心理笼罩在整个西周社会的历程之中。这是可怕的、不求“上进”的心理在作祟！所以西周以后的每况愈下就在情理之中了。《老子》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而写出的，故而《老子》一书是西周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可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上，谁也没有把《老子》一书，认真当成一回事。西周的每况愈下大家都历历在目，从周武王起，经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到厉王之时，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国人把周厉王赶跑至彘而病死无归。《老子》的58章中的“福”与“祸”，就是揭示这一问题的。 然而殷商王朝是怎样的呢？这可以从下面几件事情来看一下他们的治国的严肃、严谨： 夏末时期，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当时夏王朝的上层官员的“巫风、淫风、乱风”之行为，为自己的官员们立下了禁止“巫风、淫风、乱风”的规矩。这就是有名的《连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无字”的“宝典”！它是用三个玉版分别刻画的三个符号。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字还没有，这时也正是甲骨文开始发展的前期，当然就是我们符号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巫风”，其内容为：迷恋歌、沉于舞；“淫风”，其内容为：沉女色、贪财物、恋游玩、迷畋猎；“乱风”，其内容为：不听先人的话、重用奸佞的人、不尊老、不爱幼。）正是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的发展兴旺，从而一举推翻了夏王朝。（这也是后来人们传说的《三坟》；也是汉以后误传的《河图》、《洛书》。之所以是误传，乃是汉以后的文人，根本不知道甲骨文的事情。想当然地去圆说、附会历史上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于是就说成是《河图》或者是《洛书》。而后人再误传，就说成是《河图》与《洛书》为两本书了；现代有的人，当然更加独出心裁，把《河图》、《洛书》搞得云里雾里，比现代的高科技还高科技，而不知所云了。他们忘却了一个根本的关键：那时候的现状还只是“符号”发展的后期。能够做出惊人的不切合实际、想入非非的事情来吗？所以，《尚书·顾命》中的《河图》则理之当然地供奉在西周王室并与玉类为“伍”，就不应该去胡乱猜测。在西周当时，还有谁会不知道：这是“革命的传家宝”啊！） 殷商王朝虽然建立起来了，政权建设也不是儿戏。成汤死后，其子未立而死，由乃弟外丙继承王位；三年死后，其弟中任继承王位四年也死；由成汤的长孙太甲继承王位。太甲置“三风”的禁令于脑后而不顾，伊尹以元老的身分，把太甲逐放于桐宫“面祖”反省。这是伊尹严格执行过去的禁“三风”的承诺，而做出的必要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权巩固、民众安泰。果然，太甲经过三年的反省，还真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伊尹再次把政权交还他后，他的政绩还真让后人永远怀念（甲骨文涉及到他的，可谓最多）。 政权的建设之所以不容易，从他们的“迁都”可以看出问题来。虽然，迁都有其自然灾害的原因，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当时的“王”都还知道自律、自警，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官员的惰性、腐化堕落之风会有增无减，“积非成是”地危害着政权、祸害民众。夏王朝覆灭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显然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什么理论能力，只能试验性作一些尝试。故而后来几次迁都：仲丁由亳至嚣（或“爻”），河亶甲由嚣至相，祖乙由相至耿又由耿迁至庇，南庚自庇迁至奄，最后由盘庚定都为殷。这些，都还是“王”者的“自律、自警”和“保证、保障民得”的表现。 当盘庚定都殷后，认识到“迁都”也不是办法，于是在理论上率先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口号。明确指出以“王”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必须把“民得”放在第一位的地方！“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意思是：“我和我的官员们，只有一个认真办事的‘准则’、‘模式’，这就是必须‘保证、保障民得’，并且要能永远一心一意这样做下去！”或者是说“‘保证、保障民得’，这也是我和我的官员们所肩负的唯一的历史使命！”（可惜的是，汉以后的文化人们，歪曲了这一传统思想，擅自篡改为“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于是，这就变成：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把恩德广施于民，要能永远一心一意这样做”。这就必定使“民”，只能永远是王的“创造财富”的活“工具”、会说话的“牲口”！这是汉王朝建立以后，理论上不能自救的致命弱点！另外，在整个殷商王朝的时候内，也就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内，是没有“德”这个概念的，也就不可能有“德”的意思。诚然，殷商时期我们没有看到“民”字，但是，西周的人们，是知道应该把盘庚的“×”，要翻译成为“民”字，才能完整表达当时的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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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口号，不仅执行起来有难度，即使能够认真执行也会为时并不持久。待到武丁继承王位的时候，面对不能认真执行这个“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响亮而准确的政治口号，而感到无比的揪心。三年不语的实际行动说明他的一切。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可惜的是清朝末年的腐儒王国维、孙贻让之流，把这时候的甲骨文文化歪曲成为不是东西！这样的认识目前还影响着我们的甲骨文研究领域，真使人们惭愧和羞耻。）虽然，甲骨文的开创不在此时，然而正是武丁的时候，首创“每事问”的光辉品德。不独如此，还开创了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和公开“透明”地记录在案，随时随地得到人们的监督、质询、审查……等。这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示和警示，所谓“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权威，不是当时大家的认识，而是秦汉以后的“产物”！ 然而殷商王朝还告诉我们：原来管理“食器”的人员，是率先进入政权建设管理人员的行列中来的，也是他们才有机遇成为“识文断字”的人。原因是“贞”字告诉了我们的这些，因为“贞”字的甲骨文写法，与“鼎”字的写法基本一致。那些所谓的“贞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后来官员的腐败问题，与我们当时的文化进展没有关系。（并且还揭示出“民以食为天”的起源，最早应当在殷商以前。因为这还有一个“鼎文化”的问题，乃至“陶文化”的问题。） 自从武丁之后“贞人”的蓬勃发展，就形成为“贞人集团”，他们几乎控制、操纵、左右了殷商时期的王权。然而，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实属是武丁之次子祖甲的荒淫所造成的（“贞人集团”的霸道），并且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上层官员的“得”风（腐败堕落的不正之风），如不“能保惠庶民”、有“侮鳏寡”等（见《竹书纪年》）。但是，后来祖甲之子孙的庚丁、武乙父子，不能忍受“贞人集团”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于是，利用自己手中的王权镇压、解散、罢免了原来的“贞人”（致使在中国社会之中，从此留下了一个不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一个特殊“阶层”），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致使后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把矛头指向武乙，借武乙被雷震死之事而大作“文章”（武乙的错误只是在于“转移”问题的根本，从而迫使“贞人集团”当了“替死鬼”）。 正是庚丁、武乙之时，古公亶父独具慧眼，认识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实属是武丁之次子祖甲的荒淫所造成的，是统治者自身的自我松懈，并且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上层官员的“得”风泛滥的“上行下效”而已；也认识必须要回到：盘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基本“立场”之中。这样只能这样，才是认识社会问题的根本。为此，他在“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基础之上，并且与“得”风针锋相对，作“德”论而约束自身，这就是不为大家所识的《五典》。（用五片龟甲底板刻写的五篇文字而成为《五典》，后来周康王时候的《大盂鼎》称之为“《德》经”、《老子》称之为《建言》、孔子则称之为《韦编》——此乃《为篇》当是“行为规范篇”之讹误。）古公亶父认识到解决当时问题的根本，因此作为自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理论”，建立了以“岐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武乙三年，正式得到武乙的认可：“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这才奠定了西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殷商王朝眼皮子底下，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时候有古公亶父的《五典》，还必须通过后来的季历、文王、武王的不断努力奋斗的百余年历程，才推翻了殷商王朝而建立了西周王朝。但是，西周在武王建立王朝以后，都是坐享其成而得到王位的。都把“加强王的自身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约束”置之脑后于不顾，也就都没有严格重视《德》对自己的约束。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到厉王等九王，没有一个像殷商王朝的太甲、盘庚、武丁等人的高度自警、自律而去重视“民得”的问题。虽然如此，但是西周凭借当时“《德》经”的威力，也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威力，只表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每况愈下的实情而已。 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周厉王时期，国人忍无可忍形成了“暴动”，把周厉王赶跑了。并且，还要交出在召穆公府内“读书”的太子静。召穆公不得已将自己的幼子冒充太子，交出被杀害以后，才算是“平息”了眼下的“风波”。早一年就作为太子静“伴读”的小单逨，虽然比太子大7岁，也同样在这突如其来灾祸面前吓得目瞪口呆。太子静与单逨眼睁睁地看到，就这样活生生地“失去”了一个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这在他们的心灵内形成了不可比喻的重大创伤。这也迫使太子静和单逨的“读书”倍加奋发努力，在召穆公的直接教导读一本书的情况下，有其独到！这本书就是用甲骨文刻写成的《五典》，当时除了《五典》以外，是没有任何什么文献资料书籍的。（因为，那时候，文字的使用都必须在“王”视线以内；即便是史官，都只能记录“王”所允许记录的文字，这就是史官的工作。当时只流行口头传授；关于文字的工作，正是由后来成长、成熟乃至老年的周宣王末年命令单逨领导、组织人员完成的。）单逨和太子在召穆公的教导下，继续读书、学习了14年。当周厉王死于彘以后，召穆公和周定公的“共和”执政自行终结，也就把政权交还给了周宣王（太子静）。单逨也就是“侍从武官”，而且是周宣王的当然“师友”。在周宣王46年的执政的过程之中，单逨虽然受命时候必须东奔西走而完成任务，但是一有机会和周宣王则是手足情深的师友伙伴关系的“无话不说”。两人的深情厚谊长达61年，为人间“绝无仅有”，他们共同探讨的问题，只有一个：西周王朝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到厉王，一代不如一代的每况愈下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单逨的父亲名龚，是召穆公的心腹爱将。后来的单逨也就顶替父亲的职位，追随召穆公的儿子“小”召公，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因为战功显赫先被封为“吴林”。在周宣王42年，又因战功，命单逨作两鼎，以资奖励。（这里与下面的事实，见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人们轻视了这批文物，这是我们伟大的老子的遗物！岂可等闲视之。） 宣王43年（公元前784年）被封为“历人” 除了监察甄别朝中大臣进行纪检外，还负责组织修订、整理典册等历史性文件。在“历人”的任期中，忠于职守，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首创的工作。大多数所谓《书》内的文件都是这时候完成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以为《书》的基本编纂修订是西周初，周公组织人员修订完成的。但是，从出土的“金文”来看，西周初时，没有任何力量完成此事。只有在西周晚期，才有力量，才有认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西周出现“历人”的官职后，才有进行此项工作的条件，也就是官员们才敢于进行这样的事。并且，这些文件，当时还只能是刻在甲骨之上。这就是我们的老子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宣王为了表示他重用单逨成为“历人”的特殊而重要的性质，他命单逨作了“十鼎”，留存为永久性的纪念。那时候，“天子”只能作“九鼎”，天子身边最大的官员也只能作“七鼎”，所以说，单逨的这个“历人”官职的破天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何况自商王朝到西周末期，近八百的历史内，文字的使用，都必须在王的视野之内；商朝末期兴起的“史官”以及直到西周末期的“史官”们，都只能从三事：为王做事、为王记事、受王差遣办事而完成自己的“使”命。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史官”与纪实、记述、编撰、编纂、整理历史性的文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也是不敢的，是要“杀头灭族”的！之所以宣王命老逨作“十鼎”，就是宣布从此中国有了《史》和《书》，是老逨领导、组织人员修订而成的。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重新修订整理刻写出来，以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德》论”，就是《五典》，已流传三百余年。是古公亶父为推翻殷商王朝建立西周根据地，针对当时商王朝时的“得”风正盛，腐败且糜烂，而以“不得”之风进行的“德”论的训导、自律的“革命”言论；也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宝典。同样是西周王朝之诸王的“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或《德》论——第一个言及“德”字的篇章。 这一特殊使命，老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从73岁起到近80岁，才在“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二十三年称谓为《德》论，《老子》文中称之为《建言》——建国“开邦”之言论）的基础之上不仅整理修订，而且加以了理论阐述！这是独特的重要的西周晚年特征。 书成之后，公元前776年，老逨郑重地交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律己”的意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及其父亲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而已！ 可怜的老逨，伟大的老逨！就这样不声、不息地于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崩溃的前夕走了！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原始的《史》和《书》以及《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