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儒家为什么能成为使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

赵公明

儒家思想中有非常强烈的华夏尊严感，在儒家看来，只有华夏和华夏化以后的外族才有资格被称为“人”，除此之外不过是一些人形禽兽而已。而这种思想也并不是从儒家开始的，从伏羲开始了华夏的人文历史，到黄帝时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并与其他族群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后，华夏意识开始形成，从“华夏”就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对自我的定位，那就是我们是文明的中心，是最伟大的文明和民族。这种思想构成了华夏认同的重要基础，儒家做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华夷之辨”。所以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儒家思想都有一种非常强烈文明和民族优越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能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主流思想和创造并将其接纳为主流思想的华夏民族及其后发展而成的汉族能历经了五、六千年而存在至今，并始终保持了认同感的根源。
　　　　
　　诚如gulumufox兄所言“儒家在日本和韩国都为这两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服务，培养出了他们近乎疯狂的自恋情节。”其实它们正是想通过从中华文明的那种由于文明优越感而形成的汉族民族意识中学来的一些皮毛建立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在过去中国在汉族和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情况下，它们无法越过“中华正统”是属于中国和汉族的这道坎，所以退而求其次，模仿中国的一切，以自己“类似中华”而自豪，所以李氏朝鲜自称“小中华”，日本称日本列岛的土著为夷，而自命为“中国”，甚至用“洛阳”代指日本京都，历史上越南也曾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面前以“中国”自居，甚至将自己的血统追溯至炎帝的。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正因为“中华”这一名称绝非简单的地理或国家名称，同时具有一种强烈的文明中心意蕴，这种文明上的优越地位正是汉族得以被其它民族和国家仰慕和向往的原因。当倭韩越等面对真正的中国时，它们就有些不好自处了，因为中国做为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倭韩越在面对中国时就有了许多的小动作，或者是将血统向中国靠拢，就象前面所说的越南人以炎帝后裔自居。朝鲜古代也与现在相反，以箕子缔造了古朝鲜而自豪。而日本也有倭王是吴泰伯后裔的说法，也有徐福东渡而为“神武天皇”的说法。或者再退一步，虽然它们也承认相对于中国是“夷”，但此“夷”要比蛮、狄、羌、戎等野蛮民族要文明，也就是虽在中国之下，尚可居它族之上，这就是所谓的“东夷文明说”的开山鼻祖。但随着宋末中国第一次全面亡国，尤其是满清近三百年的野蛮殖民统治，给了这些“中华文明圈”的国家以巨大冲击，它们忽然发现，随着中国被野蛮所压倒，尤其是满清的“剃发易服”，甚至使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沦为野蛮人。这给了倭韩越以“灵感”，它们认为以此为良机，不仅对其他民族自称“中华”，更可能通过把“中华”的正统从中国和汉族手中夺过来，使它们自己成为真正的“中华”。当然，越南如今是已经不伦不类了，而因为中国一直没有恢复真正的中华思想，倭韩越发在不断的通过各种手段制造自己是中华文明真正继承人的表象，这是处心极虑的欲取“中华”而代之的一样文明争夺战。而这是在挖中国立国的基石，所以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必须更加积极的恢复中华文明。
　　　　
　　gulumufox 所说“而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却恰恰表现为“自虐”意识。”，这不是儒家思想造成的，恰恰相反，这是由于自蒙元以来，中国和汉族被异族的奴才文化污染了，异族人的文化征服第一刀就是砍向儒家的，因为儒家的华夷之辨是异族征服中国的最大思想障碍，而儒家又是中国和汉族的立身之本，是不可能彻底毁灭的，所以象满清这样的阴毒异类，采取了歪曲儒家和并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奴才思想偷塞进伪儒家里，并以通过“文字狱”的屠杀手段，将这些实际反儒的思想冒充儒家。满清的残酷阴毒的奴化殖民统治导致了后来很多中国人丧失了自信，见到西方一时的成功就彻底拜倒在地，进而一批民族败类和蠢货只知疯狂诋毁中华和汉族，对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必欲除之而后快，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一场丑剧落幕后，居然还有无耻之徒要把“文革”也栽赃到儒家和中华文明身上，真是无耻达于极点了。
　　　　
　　所以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决非是内外无别，华夷普适的，其“仁义”的社会规范仅是用来协调华夏内部的社会关系。而与夷狄相处则则就不适用华夏内部使用的“道德礼义”，所谓“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是指在华夏内部要依靠信义和道德仁义等使华夏内部能团结合作，减少内部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命运共同体；而对待外族人则要依靠权谋策略，为其分化、瓦解乃至消灭而谋划。现在美国的一套就很有些类似，就是国内民主人权，国外帝国主义，内外有别。虽然我也反美，但反的是美国这个国家，而不反他对自己的政策，相反这种政策正是我们所缺乏的。现在的某些政策很有点“化夷狄以信，驭中国以权”的味道，不知这种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代表了谁的利益？这种政策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社会处于一种没有明确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状态，所以在处理民族和国际关系上处处被动，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
=================================================================================
                         真心体会才明白！！！

六然先生

夷夏之辩由来已久，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整个民族的高度自信，


也欢迎各位以更开放的心态发表其他不同见解！！！！！！！！！！！！

六然先生

主要论点：
一、儒家思想中有非常强烈的华夏尊严感

二、儒家做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注意：不是唯一）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华夷之辨”。所以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儒家思想都有一种非常强烈文明和民族优越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能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主流思想和创造并将其接纳为主流思想的华夏民族及其后发展而成的汉族能历经了五、六千年而存在至今，并始终保持了认同感的根源。

三、最好的回应就是必须更加积极的恢复中华文明。

四、满情政府歪曲儒家思想并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奴才思想偷塞进伪儒家里

六然先生

五、儒家思想决非是内外无别，华夷普适的，其“仁义”的社会规范仅是用来协调华夏内部的社会关系。

六、与夷狄相处则则就不适用华夏内部使用的“道德礼义”，所谓“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是指在华夏内部要依靠信义和道德仁义等使华夏内部能团结合作，减少内部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命运共同体；而对待外族人则要依靠权谋策略，为其分化、瓦解乃至消灭而谋划。

（以上整理不代表本人同意其观点，仅供参考——六然先生注）

六然先生

“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

“化夷狄以信，驭中国以权”

一字不差，就差顺序而已

六然先生

现在的某些政策很有点“化夷狄以信，驭中国以权”的味道，不知这种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代表了谁的利益？这种政策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社会处于一种没有明确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状态，所以在处理民族和国际关系上处处被动，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

也是诸多不同观点之一

六然先生

只要涉及动态的人的，就没有完美，必然有缺点和漏洞，观点有时候也回归

六然先生

21楼的观点我认为比较符合，或者说接近历史上儒家的原貌，关于打倒孔家店这个论述，就是现在，就其利弊大小，学术界也还存疑，并且在不断争议当中，儒家学说也是在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不断自我发展的

现在不必为尊者讳，只要对当今社会发展有贡献的，多点儒家或者多点其他学术观点又有什么害处呢

赵公明

※ 以下是引用 金凤电子 在 2007-12-2 18:57:37 的发言：

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弘的文化气象。由于道教理论是李耳创立,唐朝皇族与老子攀亲,自称李耳之后裔,政治上给予扶持,大力推行道教,并把道教列为首位(国教),但并不排斥佛教和儒家思想!这就是唐朝之所以成为强国的原因!任何时候,若只允许一种思想(美其名曰:统一思想)存在,必然死路一条!

我们只是提倡儒家中那些现在能对当今社会有作用的思想.

赵公明

※ 以下是引用 回收二手货 在 2008-3-5 12:11:20 的发言：
佛之善近乎愚,道之无近乎懒,儒之仁近乎伪.
所谓矫枉过正.活学活用.方为学之正道

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都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论证才能被定为正确.

赵公明

※ 以下是引用 回收二手货 在 2008-3-5 12:11:20 的发言：
佛之善近乎愚,道之无近乎懒,儒之仁近乎伪.
所谓矫枉过正.活学活用.方为学之正道

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都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论证才能被定为正确.

陈奕良

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是用口说就强大的！儒家最盛时期好象是在宋朝吧！当时叫“大宋”，到底多强大！
        清朝康熙乾隆时期我们的国力当其时是世界第一！后来由于提倡“马屁文化”才会搞到一团糟！

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弘的文化气象。

金凤电子的观点十分片面，甚至是大错特错。
令我这个读历史专业的学生十分感叹！！！

陈奕良

21楼的观点我也不认同，特别是“乾隆时期最推广儒家文化，到了清末，慈僖太后废除儒家文化才招致国力一落千丈”“我们综观历史，哪段时间儒家道德得于执行，那个时期国力就昌盛，那个时期抛弃儒家文化，那个时期历史就倒退，落后”这些言论。

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选择，我最希望生活在宋朝，民国这两个朝代。
 

赵公明

※ 以下是引用 陈奕良 在 2008-5-17 21:31:28 的发言：
21楼的观点我也不认同，特别是“乾隆时期最推广儒家文化，到了清末，慈僖太后废除儒家文化才招致国力一落千丈”“我们综观历史，哪段时间儒家道德得于执行，那个时期国力就昌盛，那个时期抛弃儒家文化，那个时期历史就倒退，落后”这些言论。

顺便说一句，如果可以选择，我最希望生活在宋朝，民国这两个朝代。
 

你这是最不现实的想法了，朋友！

陈奕良

呵呵，我可没有“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哦。


宋朝好！宋朝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陈奕良

我说宋朝好，并不否定其它朝代的历史地位。
而是想强调：许多人对宋朝有偏见，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独眼病”，没能客观全面看待问题。
                  依然存在“胜者王，败者寇”的老思想。宋朝在军事上虽然出于弱势，但在经济、文化、
                  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无论是之前的秦汉、隋唐还是之后的元明清，
                  除军事外，其它方面均比不上宋朝。

陈奕良

宋元战争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 ，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 “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铤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陈奕良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戛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陈奕良

衡量一个朝代的历史地位，不能说这个朝代是大一统的便好，不是大一统的（例如宋朝）便是不好。不能说这个朝代寿命短（例如秦朝、隋朝、民国）它的历史地位便底，寿命长的它的历史地位便高。也不能说分裂时期，社会就不好。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能以道德、意识形态等来衡量，而应该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懂的话，那你平时读历史是白读了。

尚龙

“国家强大”是众所希望的事，但怕事未成功，却患大头症，俗称“瘦猪激殿屎”。而儒家却可能是成为产生“强大幻觉”的意识形态。因为儒家主张要明辨是非，所谓独尊儒术，其实就是以儒家标准辨是非，很容易出现独裁政治。以个人为意志，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失去牵制、监管，进而判断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