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人们对儒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在美学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否定中国有悲剧,并因此而否定中国艺术的成就,这其中以鲁迅最为突出。钱穆和唐君毅对此都持谨慎态度,首先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没有悲剧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同样的悲剧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中国的《水浒》、《红楼梦》都可谓悲剧。在比较中西悲剧时唐君毅指出西方悲剧可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在中国则只有“人间文化”之悲剧。这从《水浒》和,《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写一人一时之悲噩,而是要表现一种弥漫宇宙的悲凉之感。《红楼梦》中“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句可以很好的概括这种悲剧的特征。在谈到中国何以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悲剧时,唐氏认为这是因为“依中国文化精神,恒不愿纯粹精神之价值不得现实化,亦不忍纯精神世界,不得现实世界之支持也。欲使精神世界得道现实世界之支持,则人之本性,宜与福俱” [5](P258)。因为在中国,艺术是亲附人生的,不是一种完全的“异在”,所以人们必求精神世界能落实于现实世界,因此对此不能简单的把它否定为论理说教。而真正的中国悲剧则是“超越悲剧意识”,这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中国之悲剧意识,是从儒家精神之“仁爱”而来,其表现为“爱人间世历史文化之深情,继依道家、佛教之精神而来之忘我的空灵心境,超越智慧,直下悟得一切人间之人物与事业。在广宇悠宙之‘缘生性’、‘实中之虚幻性’而生” [5](P264)。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谈到的“乐”与“仁”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在讨论道德与艺术的关系。他说“乐与仁的会通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6](P15)可见,徐复观也是主张艺术与道德相统一的,道德和艺术可以相互增益而不相妨害的。新儒家学者虽然都主张“美”和“善”的统一,但他们都没有因此而否定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徐复观对艺术问题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道德只能是以内容的形式参与艺术,只有这样艺术才是独立的。所以他说:“艺术与道德,在最高境界上虽然相同,但在本质上则有其同中有异。” [6](P16)
徐氏在文中还指出:“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仁)与美的彻底统一的最高境界,对于目前的艺术风气而言,‘诚由犹河汉而无极也’之感。但就人类艺术正常发展的前途而言,它将像天体中的恒星一样的,永远会保持其光辉于不坠” [6](P35)。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里只有一章是在讨论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其余的篇章都是在讲老庄思想所成就的艺术人生观,但却把儒家放在了第一章,并且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可见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在其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
统观几位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文艺美学思想,他们都在不同的意义上肯定了原始儒家形成的“美善相兼”的文艺观。作为史学家的钱穆更多的是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肯定了道德在艺术中所起到贞定人生的作用的。而牟宗三更多的是站在哲学的立场上,结合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和康德哲学思想来建立道德的形而上学,在其思想中,作为道德的“善”是具有优势地位的,作为艺术的“美”是统一于“善”的。唐君毅则认为“求美”的心首先是一颗道德心,“美”和“善”统一于人的心灵,同样“善”在逻辑上是先在的。徐复观从研究音乐出发考查了儒家孔子的文艺美学思想,指出在孔子那里“仁”与“乐”的统一实际上就是“善”与“美”的统一,这一思想究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思想。新儒家学者在阐发他们的思想时,在总体上讲是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和”的方法,重综合而不像西方传统那样重分解。“美”与“善”无论是统一于“善”还是统一于“心”,其实差别都不大。依牟宗三言,“美”之统一于“善”,然而“善”又是人心的本性,这就与唐君毅的思想是一样的了,因为他们最终都归到了“心”上,实际上也就是徐复观所言的都归结到了人生了。 注释:
[1]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 钱穆.中国学术论衡[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M].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