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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7-5-17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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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显学，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而以儒学为精神内核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常识。毋庸置疑，儒学在先秦时期即已与墨、道、法并称显学，而至西汉时因武帝之“独尊儒术”而从诸学说中脱颖而出，地位突兀，难有其匹。但这只是统治者的一相情愿。
事实上，在儒学靠封建时代无与伦比的至尊权势大行其道的同时，产自本土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一直与儒学相依相伴，相互诘难而又相互补充，前后近两千年。尽管前者一直被提倡，而后两者总是被压制甚至被迫害，三者仍然以三教并称而成鼎足之势。其原因到底何在？
一.
根据功能学派的理论，任何学说得以产生、发展、流传，皆因该学说具有满足社会在某些方面需求之功能。换言之，必是某些社会成员能够从该学说中找到他们所需求的精神食粮。而作为主流思想体系而言，其必然要对全体（至少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其整个生命（至少是绝大部分）的过程中提供精神上的依托与需求。此乃难乎其难之重任也。
众所周知，儒学以昂扬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特质和利他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代志士仁人兼济天下，发奋进取，也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千秋伟业。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能够成就功业者毕竟仅占少数，而芸芸众生中的多数则注定了要“虚度光阴”，“默默无闻”；即使是成功者，在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亦是得意事寡而失意事多。默默无闻者毕竟也要一天天完成生命之过程，失意者亦需要精神的关怀和抚慰。而儒家学说在上述问题上的说教是显得那样的冷漠和生硬。
孔子云：“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孟子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之骄矜。芸芸众生在此间能感受到的只有被歧视、轻蔑后的失落与悲凉。而对于遭受失败、挫折者，儒学大师如何予以“安慰”？对于物质上的匮乏，孔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换言之，“你如此留心于物质享受，难道是想做小人而非君子？”对于讨教者而言，简直就是徒招其辱。对于肉体上的打击，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对于寻求安慰者无异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回报则遥遥无期。且只有获得成功，“夙志得遂”，才可视为是对以往一切苦难的补偿，不然则大亏；而对意志薄弱者，无异于自讨没趣，雪上加霜。再者，生命与死亡的命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人类作为惟一能够洞悉自己必死无疑的物种，恐惧与痛楚对所有人而言，既乃挥之不去的梦魇，亦是永无答案的困惑。世世代代的人们皆希冀在此问题上得到真诚的关怀，但孔子的回答竟如此冷漠：“未知生，焉知死？”孟子的答案更是干脆：“舍生而取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喜生恶死，皆人之天性，而上述与生俱来的人性特点在儒学中皆在被鞭挞之列。而被提升、异化的动力皆来自对出人头地、高居人上和青史留名的所谓“降大任”、“成仁”、“取义”之渴望与谋求，只有实现上述目标即建功立业，方可补偿追求者一生历经的苦难和敉平或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惧怕与惊恐。因此，就全体社会成员而言，能够得到儒学有效关怀和抚慰者应不在多数；即使是立志高远、意志坚强者，其在儒学中得到的慰藉也只有在成功之后方能实现。这就给其他学说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佛教与道教乘虚而入并大展其用，便在情理之中。
二.
前已述及，趋利避害、好逸恶劳、喜生恶死，属人之天性。对于绝大多数人类社会成员而言，平安地完成生命过程，尽量避免挫折与坎坷，尽量得到肉体、精神等各方面的享受，少付出而多获得，至少是付出与收获基本对等；减少疾病，延长生命，颐养天年，亦属天经地义。而道家及其后来发展成的道教为上述人生观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精神依托。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尊重甚至鼓励人生的肉体与精神的各种感受，并提供旨在延长生命过程（尽管大多或是收效甚微，甚至是适得其反）的养生之道。而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无异于为寒者送衣，为饥者谋食。
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物质生活的关注与倾心；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并提倡“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折射出其对儒家所倡导旨在出人头地、高居人上的所谓功名利禄的蔑视与不屑，无形中体现着对个人应拥有精神享受和天伦之乐的赞赏与支持。在此处，被孔、孟等诸大师批评、教训甚至鞭挞的“平庸”之辈得到了应有的正视和尊重，使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失败的背运者终于获得了他们所企盼的抚慰与关怀。
其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整，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不然，在因儒家学说大展其用而营造出的绞肉机般的名利场中拼命厮杀的“有志者”们，只要败下阵来，或丢盔卸甲，或失魂落魄，或灰头土脸，或遍体鳞伤，却只能是独孤无助地自己舔噬着流血的伤口，要同时承受残败和被蔑视的双重痛苦的重压，则不知有多少意志薄弱者会精神崩溃，抑郁癫狂。因有道家学说的存在，使得人们有了退却的理由和余地。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强可为儒，弱可为道；智可为儒，愚可为道（事实上可能往往相反，亦未可知）。而就某一具体个人而论，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攻可为儒，守可为道；成可为儒，败可为道；表可为儒，里可为道。因道家学说之存在，使人们比起从出生到亡故便一直无从选择地被捆绑于儒学名利的战车而拼杀致死的境遇，其幸运诚不可以道里计。
三.
由于人类个体因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类想象力的无限性、出生的偶然性和死亡的必然性、人类个体的卑微渺小和宇宙万物的浩大无垠、欲望无边而精力体力有限等多种原因，致使人们经常陷入对生命、死亡的真实意义和人与万物众生之间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深层思考，探索天地万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一直是人们不懈追求之标的。
欲探索上述规律，彻悟人生终极意义，其先决条件便是超然物外，冥冥沉思。而儒家名利场之纷乱喧闹，道家安乐窝之物欲横流，使得人们或蝇营狗苟，或浑浑噩噩，既无闲暇、又无处所来思考深奥而令人遐想的诸多问题，使得欲参透万物至理、彻悟人生奥秘之辈扼腕叹息，而无所恃也。再者，儒、道两家虽志趣各异，但皆以人之欲望为引导，只是道家更重视物质及感官欲望之直接满足，而儒家更倾心于精神和长远目标之最终实现。
而作为欲望载体的芸芸众生，须永远承受种种欲望不得全部满足的折磨与困扰，且即使些许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立即会生成并继续给人带来痛苦。甚至是原有欲壑尚未填平，而新的欲壑已然呈现。事实上，为消除或减轻上述痛苦与困扰，节制欲望方为上策。佛教之传入为上述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依托。佛教首倡众生皆苦，将痛苦视为生命之常态与前提；提倡六世轮回、因果报应，将此生之一切苦难之补偿移至来世，使得人之愿望在一生结束时仍未能实现甚至受尽苦难，亦无须感到悲哀，因为这是在为来世的幸福而进行必要的投入。禅宗六祖惠能曾云：“世俗之人，心动无常，杂念丛生，将自性遮蔽。
人之心动，如同水流，前念方生，后念又来，绵绵不绝，利刀难断。”其意是讲，俗界之人，因欲望和利益，使得其终身被种种杂念困扰，从而遮蔽的自身应有的本性。且使得各色人等皆终日沉湎于世俗琐事之中，而心灵无所守望，故而轻浮、浅薄、癫狂、焦虑。而只有摈弃或降低欲望，才能使心灵归于平静。
的确，人之痛苦源于现实与愿望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减少痛苦不外乎两途，或是努力追求，或是降低欲望。人能力有限而欲望无穷，节制欲望比苦苦追求要更显智慧，而且无私无欲，寻求解脱，是人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佛教为人们构建了这种境界。再者，人类是求知欲望最强的物种，而真知卓见必须经过冥思苦想方能获得。
佛教为人们提供了远离世俗凡界的“世外梵宫”，僧众用降低或屏除物欲而换得的似水心境和充裕时光苦思遐想，以求参透万物之玄机妙理，在三界之外对众生的一切烦恼苦痛洞若观火，体现出佛法之精深与佛性之至大。就凡夫俗子而言，净土宗可消除他们的困惑与烦恼；就士大夫而论，禅宗可满足他们的哲思与神游。因此，佛教对各个阶层各色人等之精神关怀而言，正其所需要且有益者焉。
通观儒释道三教，似可得出如下判断：就个性而论，强者尊儒，智者信道，慧者崇佛。而一般情况下，对于人之一生而言，儒释道又可代表三种境界。血气方刚时，欲建功立业，一般都会以儒家信条为圭臬，发奋进取，自强不息；而遭遇挫折之后，气焰收敛，甚至心灰意懒，开始理解道家学说之可贵，逐渐重视修身养性，享受生命，以弥补失意的痛苦；而屡遭打击、万念俱灰之后，则往往避入空门，焚香吃斋，参禅打坐，体味万事皆空的境界，借以安慰自己创伤累累的心灵。真正认真考察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在一生中大多数时间内的信仰取向就会发现，道家和佛家的学说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儒家学说，只是因为统治者的力挺，儒学才得以占领意识形态的中心，但若无道、佛两家填补儒学留下的广阔的精神空间，儒学必定独木难支，接应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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