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

心呒可恋

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向来为世界所称道。中国的教育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中国教育的鼻祖，这是世界公认的。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直至今日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但是，孔子在世的时候，本身并不得志。他周游列国，极力推销他那一套儒学思想，却很少能够有人接受，甚至觉得他迂腐可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力推行孔子学说的鲁国，于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而仅仅过了短短的二十八年，秦始皇却利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进行改革，他蔑视儒生，甚至焚书坑儒，却很快并吞了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一统的王朝。从这一点上看，无疑是对孔子教育思想讽刺。

　　自秦国到西汉初年，孔子的儒家学说一直没有市场，从秦国推崇法家思想到汉初奉行黄老之术，儒学思想早已深埋于尘埃之中，无人问津。直到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经过深挖细究，对孔孟学说进行了大胆的修改，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深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儒家思想才再一次被人们所推崇，这是儒学的巅峰时期。但是，当时推行的儒学已经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指君应有君样，臣要有臣样，就是说君要做君应做之事，臣要做臣应做之事，君臣相安，父子相睦，这样才能够做到家兴国旺。而董博士却将其改为“君为臣刚，父为子刚”“君叫臣死则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则不得不亡”。这无疑是给老百姓身上套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精神枷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受”把王权推向了极高之地，这些正为统治阶级所迫切需要，于是，孔孟儒学被高高的供奉到了神坛之上。而事实上，孔子的许多思想精髓却早已荡然无存了。

　　孔子曾说过：“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无一不教导统治阶级以民为重，爱人民，不要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老百姓头上，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用礼仪教化人民，这样，社会才能安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但这些观点显然对统治阶级不利，特别是孔子的轻王权思想最难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便被更深的埋没了，孔子思想中鲜活的部分早已消失殆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视儒学为正统，中国也因此自称为礼仪之帮，但却多为肤浅的标榜，孔子的思想精髓却一直为统治阶级难以容忍。直到唐朝初年，孔子思想才偶放光华，魏征提出的“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这与孔子的“民为重、君为轻”思想如出一辙。事实上，当时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科举制度的兴盛无疑推动了孔子学说的飞速发展，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也正是从那时起，孔子的儒学思想开始影响世界，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许多国家均派大量的留学生来中国求学，中国做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屹立与地球的东方。

　　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的儒学思想再一次被篡改，孔子的“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唯天下之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花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指出只有充分发挥人性，才能解放思想，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但到了宋朝朱程理学的时候，却变成了“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道之本源出自天而不可移”。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的封建思想进一步加强，严重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的历史中，成王者多为布衣，败国者却多为纶巾。南唐后主李煜满腹经纶，最后落了个亡国送命，而放牛出身的朱元璋却风光无限，成为一代开国明君。清兵入关之前，甚至不知道何为儒学，何为孔孟之道，他们驰骋于马背之上，国力是多么的强大。但是入关以后，开始遵循礼仪，崇尚孔孟，却国势日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的王朝。孔孟学说在这里显得那样的软弱，千年的礼教无法挽救一个王朝的灭亡，教育的失败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因此而否定孔子的整个说学，显然是太过片面。孔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因为他的学说体系博大精深，正如孟子所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为集大成者也。”而历代的统治阶级只选择其中有利于强化统治的内容，甚至将孔子的学说进行弯曲，对自己极尽神化，对人民极尽奴化，所有这些又都冠以儒学之名，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如果孔子有知，不知当做何想。

心呒可恋

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 “做人”这件事是带有浓郁传统风味的中国土特产，说白了是指接人待物的处世之道。西方文化中就找不到相应的固定词汇，在英语里只有“to be”（成为你自己），这有存在主义味道，和“做人”还隔了一段距离。小王“做人难”的感慨，其缘由是与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没有西方那种建立在自我意义上的抽象人格，它不倾向将个人从社会关系抽离出来进行自我反思。中国式的人格只有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体现，自我与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仁者人也”（《中庸》），这是中国文化对“人”下的最为经典的定义。“仁”字从“人”从“二”，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其中一方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国人的人格构成中既然含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概念。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人”两分为“身”与“心”，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分别是道家与儒家。 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系统把“人”两分为“身”与“心”，文化上用观念形态表现出来，分别是道家与儒家。儒家可以说是“心学”，道家则是“身学”，二者互为补充，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倾向。 中国人一般比较“人情味”：不轻易拒绝别人的要求，急人所难，忘我地为朋友办事，甚至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这恰是“心”的表现，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照，关照的对象就是彼此之“身”，所以中国人打招呼就是：“吃了吗？”或者“别来无恙？”这种心的灵犀由一人之身发出，到达对方之身，正是“仁”最要紧的元素。儒学也是“仁学”———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所显露的一面，所以中国人讲究“心心相印”、“将心比心”，处处以对方为重。 而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之身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一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在老子心目中，万物都是从这个“一”派生出来的，像仁义一类的东西只是末流，最好能够直接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道”。 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这也是“做人难”的根本原因。 其实，道家式的偏重个人，目的仍在于保身养身，希冀“天地与我并生”。这种目的是现世的，甚至是自私的。它反映的也是文化深层中个体爱惜皮毛、明哲保身、不要好出头的倾向，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就是活命哲学和乌龟哲学。 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套哲学亦包括如何利用二人关系，用“忘其身”的姿态来作为“利吾身”的伎俩。不少传统士大夫“退隐终南”，也不过是宦海失意后力图东山再起。中国人往往养成“多吃一点亏”的习惯，方便以后在对方面前“吃得开”，吃亏倒成了使自己得益的方法。这个倾向甚至堕落成一种阴谋术，即如何利用欲取先予、欲擒故纵、欲贬先扬、以退为进的方式去算计别人，达到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目的。 因此，在阴阳调和、儒道合用的中国文化里，才会一方面出现“忘我无私”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存在难以说清的“私心”。儒道处世原则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双面性因素，这也是“做人难”的根本原因。